1959年腊月华生证券，北京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面颊上，朱德拎着一只旧皮箱走进西花厅，帽檐上挂着霜。门口执勤的小战士悄悄瞟了一眼：皮箱边角磨出白线，袖口还打着补丁。那天的座谈会讨论的是来年农村副业生产，可大家的目光总不自觉落在那件老灰棉衣上，议论声低低地散在暖气片旁。
有人提议，四川方面请元帅春天回乡看看，“顺便换身体面衣服”。朱德笑得淡淡：“天暖一件单呢子就够，路上不必兴师动众。”这口气，把繁复的接待预案压得透不过气。早春二月，中央批准了南行行程，标记为“调查队”，随行人员不过十余名。
火车一路向西，穿过秦岭隧道时，窗外雪线仍在。列车员递来午餐，他拣出两块红烧肉分给警卫，只留一勺汤拌饭。这种习惯从青年时期就没改过：先让别人吃饱，再考虑自己。同行记者暗暗记录，却发现记录本很快写满，不是材料问题，而是他事无巨细都要问——油菜播种面积、合作社缺多少手扶拖拉机、山区急需哪几味常用药。
3月9日，列车停在南充嘉陵江畔。汽车只开到马鞍镇镇口，剩下七公里山路，朱德执意步行。他的膝盖在长征时落过伤，走斜坡有点吃力，但他摆手让警卫别扶。路旁油菜正抽薹，泥土潮湿，有股快要下雨的味道。
朱家大湾拐角，一个老汉背着锄头迎面而来华生证券，眯眼看了几秒，高声喊：“代珍哥？啷个悄悄回来了哦！”朱德愣了片刻，认出这是堂弟朱代良。堂弟上下打量那身褪色制服，咧嘴笑：“看你这行头，还不如咱县上的干部风光！”嗓门大得连后面跟着的县委书记都红了脸。
“衣裳不冷就行。”朱德拍拍大衣，“国家还穷，先让老百姓过好日子。”短短一句，场面立刻安静。堂弟憨憨地抓抓后脑勺，又补上一句：“总不能一辈子这样将就嘛。”朱德抬手压住身边人想开的解释：“以后再说，今天先进村。”
踏进祖屋门槛，他怔住：房梁换成了水泥柱，瓦片也改成琉璃青，完全认不出来。半晌才想起，这座房是1916年他在护国军领到军饷后托人寄钱修的，自己却一次都没住过。堂弟笑他“自家人不识自家门”。朱德摸着墙根的青砖缝隙，没接话，手指却在微微颤。
当天夜里，村里的电灯亮到很晚。炕桌前，他逐队叫来生产队长，询问去年收成、人口、缺劳力还是缺牲畜。有队长诉苦说缺化肥，他把随身带的钢笔掏出来当场记：优先把县里两吨磷肥往山上调。有人担心钱从哪儿出，他打断：“县里不够就报专区计划，中央可借，还得还，账要算清。”
第二天赶集，朱德拉着县委书记去看山货。木头山凳、竹编筛子、一把旧犁，他都问价，合适就拍板买下，转手送给赶来的贫困社员。旁人说元帅家里也不缺这几件，他回道：“家里确实不缺，可缺的是让社员安心干活的底气。”
行程进入第五天，他走遍周边七个公社，提出“粮、棉、油兼顾，猪牛鸡都抓”的多种经营思路。县里整理成十条措施，贴在粮站门口。乡亲们簇拥着请他多留几日，他摇头：“村里春耕要紧，中央工作也要紧，哪头都耽误不得。”语气温和，却不容再劝。
临别时，他转回祖屋，指着那排翻修过的正房交代县里同志：“把这两间腾出来，改成小学教室。孩子多念书，山沟里才能走出去更多人。”县长答应得干脆，拿出小簿子快速记下。堂弟在旁边抓住他的手：“下回早点回来。”他只点头，没有许下期限。
汽车开动，尘土卷起。后视镜里，朱德摘下帽子，静静看向渐远的山岭。同行记者悄声对身旁警卫说：“元帅衣服旧，可心里那股子亮光，比新棉袄还暖。”警卫没回答，只把那件灰呢子大衣往他肩头又提了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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